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
宛然如真：中国乐器的生命性
从琴与高士、琵琶与侠客、笛与书生、筝与儿女、胡琴与常民生命性的相行相契入手，此种连接根柢地映照出中国人在音乐乃至生命上不同于西方人的一种态度。
不同乐器的近现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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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民族乐器的发展，虽可从诸方切入，但“乐为心声”，中国艺术原强调与生命观照的相连，中国乐器在历史中完成的生命性又如此之强，因此，若不能在生命性上有所回归、发展，就
可能导致自家立脚处的丧失。可坦白说，能于此返观者并不多。但虽不多，不同乐器在应对时潮时，因于不同的生命性及乐器特质，也自映现出彼此的不同。而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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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是高士，既与世间较无涉，乃更能自外于世间之变换；既关联于美学核心，自然不随一时之变而转；既是文人情性，所抒总乃胸中之气，也必然与其他的美学生活如诗、茶等相关；既无以也不须纳入乐队，更无所谓与时俱进。也因此，琴在近世，从严格意义讲，谈不上有什么创作。
琵琶是侠者，它有其行走于江湖、呼应人间的性格，但因个性强烈，所以对应时变的能力及主体性仍强，琵琶的当代创作在质与量上皆可观。其间，虽有走向歌谣化的倾向，但深厚的传承既在，特质乃仍显著，从人生情境、生命角而言，亦仍具江湖本。只是因歌谣化多了点柔软，因舞台性多了些表演，少了那份直抒本心的清朗或开阖大度的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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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笛呢？近代的发展既重建了它独奏之风貌，更遥续了唐笛诗之韵致。
笛乐器的改革缘于笛音域及转调上的局限，虽做过许多尝试，例如在按孔上加键等等，却都因笛音以及简单结构下气指唇舌乃更好应用的原因，它仍回到了“一管写清音”的原点，也仍道器相应。
不过，一九九〇年代后的笛乐也因大乐队的协奏与现代音乐(新潮音乐)的趋势，主要着眼于各项表演的开拓，韵致乃迅速流失，其书生、文人的生命形象渐淡，多的是舞台炫技的角，相较于前期，反无法留下深契人心的作品。
相较于琴／高士、琵琶／侠客、笛／书生的素具或仍具主体，筝／儿女的当代发展就大大不同。筝五声音阶定弦面对西方音乐七声乃至十二音列、自由转调的威胁，显得更为无力，再加以文人属性原淡，面对文化变迁，乃特别随势而为，就恐追之不及，其发展因此与传统形成了一定断层。
断层首先出现在表现手法上，其次也缘于乐器型制的变化：由十六弦变成二十一弦后，筝共鸣箱大，筝弦相对须粗，乃使得行韵难用，使筝原先清亮“玉柱冷冷对寒雪”之韵不见。
新派筝与传统筝在一定程度上像是两种乐器，筝的传统，以及虽以民间生活角出现却仍隐然遥续古典的部分又常被通俗歌谣似的制式风格或实验性、舞台性的新作取代。从文化特质、美学传统看，有心人都不能不正视这种异化。
胡琴的发展在当代最为显著，由“地本庸微”到管领风骚，从戏曲伴奏到技巧华彩的独奏、
开阖出入的协奏，使它由常民走向殿堂，但其中“极尽技巧之能事”既成流行，与常民之自然、日常乃成两极，作为要角的二胡其柔美委婉、一唱三叹的韵致尤多流失，亦难免于失却自家特质之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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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一的变化，一般总以为缘于乐器不同特质，及当代人不同观照，但更与乐器在历史中完成的生命性有关，而在此，“雅俗属性”就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在中国，雅俗之争是观照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坐标。变迁通常来自中外接触，如汉唐，变迁也来自社会结构的改变，如雅乐、郑声之争及宋的民间经济导致戏曲的兴起，但无论哪种，其发动或变化总先来自俗文化。
俗文化，贴近生活，它不直指那文化中不变的宇宙观与生命观，所以既易于接触新事物，也无包袱非得排斥新事物，汉文化的人间性原极强，随生活而变更属当然。
雅文化不同，它既直指那文化中不变的宇宙观与生命观，又牵涉统治的皇室官家与拥有诠释权的文人，要变就不容易。面临文化变迁，雅文化总扮演着捍卫传统的角，而它的拒
kdj指标参数变捍卫既使俗之变不致完全逐势而为，外来文化乃无法迳自泰山压顶，其进入遂非得一定程度地本土化不可。
琴的不变，筝、胡琴的大变，正缘于这雅俗属性的不同。然而，文化虽有此雅俗之分，文化变迁的发动虽总从俗文化开始，但在传统俗文化迅速被侵蚀取代时，雅文化则不仅扮演捍卫自身的角，且还因认同的亲疏，唇齿的相依，乃也将俗文化纳入捍卫范围之内。由此，部分俗文化经由筛选也逐渐去芜存菁地被纳为雅文化的一环，而外来文化与原有其他俗文化的结合则成为新一代的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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