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王朝的另一种表达
作者:周为筠
来源:《领导文萃》2010以家人之名二哥结局年第24期
作者:周为筠
来源:《领导文萃》2010以家人之名二哥结局年第24期
蒋家过去和中国近现代史似乎总是连在一起,但终究有一天要有一个休止符。蒋孝勇希望这个休止符由他来画。
1989年3月下旬,蒋友柏全家顺利到达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利尔。风起于青萍之末,捕风捉影来兴风作浪是政客们的拿手好戏。台湾政客们并没有因为蒋孝勇的急流勇退,就对蒋家善罢甘休了,清算蒋家影响和历史的运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因为蒋孝勇毕竟还担任着中兴这家国民党党营公司董事长一职,所以他无法摆脱和台湾的矛盾。作为国民党中常委的他,与台湾的政坛也是藕断丝连,不时地接到一些涉及国民党当局的机要文件。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蒋友柏经常在夜里听到父亲的叹息声,很多时候看他抽烟抽得越来越凶,每天在缭绕的烟雾中唉声叹气。蒋友柏知道父亲从一些文件和报纸中,看到了一些新上台的官员和民进党又在变花样地攻击蒋家。虽然他们一家人远避天涯,但台湾一些政客并没有放过他们。
蒋友柏从母亲口中得知,这时台湾对父亲攻击最多的是一个叫陈水扁的人。他污蔑说蒋孝勇在蒋经国在世时,利用手中职权大搞工程。甚至挖出蒋孝勇与臭名昭著的“台电购煤营私案”、彰化“滨海开发舞弊案”有直接关联。这些莫须有的罪名,让蒋孝勇气愤之极又无可奈何。
蒋孝勇在台湾时就经常与担任“总统府”机要室主任兼秘书室主任的王家骅谈到日记问题,因为王家骅曾亲手处理过蒋介石及蒋经国日记、书信及文稿,所以王家骅对蒋孝勇的一些话记得很清楚:“有天晚上孝勇从经国先生卧房出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说:‘今天爸爸跟我谈到阿伢和他的日记,很关心处理情形如何。爸爸说,阿伢的日记非常重要,这里面关系到历史,什么时候能够发表不知道。孝勇,你要好好地保存。’”
蒋介石从年轻时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一直到1972年左右卧病才终止。蒋经国也是一直记到1981年,那时他公务繁忙,又因为眼睛出了问题才不得不停止。两蒋的日记都是用毛笔所写,再请专人重新誊写了一遍。
整理蒋家两位先人的日记,对蒋孝勇来说是一项艰巨而神圣的任务,他要把祖父、父亲生前亲笔记下的文字一点一滴整理出来。他相信如果哪一天将其公之于众,中国近现代历史
无疑要改写。
蒋孝勇想,若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后,这些日记要交由方智怡保管。合适的时候将会把日记暂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供蒋家以及蒋家指派的研究人员入所研究及整理资料。
蒋孝勇依然保持着在军校时养成的生活规律,晚上10点钟就寝,早晨6点半起床。上午就一直留在书房,整理这些日记资料,或读书思考,或埋头笔记。思接百年,心骛八极。
虽然身居远离故土的加拿大,但蒋孝勇却毫不懈怠,他每天坚持浏览华文报刊,仔细地剪报、摘记重点、写感想。《我内心的千字文》就是在蒙特利尔写出来的。方智怡则一边相夫教子,协助丈夫整理文件,一边电话遥控台北“怡兴幼儿园”的业务。
日子如水般不舍昼夜地流逝,一家人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生活一转眼满3年了。蒋孝勇干脆带着友柏他们一起入加拿大籍,全家成了加拿大公民。
这几年时间里最让一家人兴奋的事情,莫过于蒋友青的出生。这段日子友柏长大了很多,已经懂得替父母分担家务。
1991年7月31日,二叔蒋孝武因为心脏病突然离世,年仅46岁的他毫无征兆地走了。当噩耗传来时,带给蒋友柏一家无限的震撼和伤感。
蒋友柏知道父亲和二叔的感情最为复杂,他们兄弟俩相差2岁,童年时代就如一对小冤家一样在一起终日打闹;后来爷爷去世时因为没有遗嘱,所以二叔还和父亲有过争执。
毕竟血浓于水,他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让蒋孝勇“最愉快,也是最安慰的是,在二哥过世前,获得兄长的谅解,然后关系变得很好,成为相当亲密的兄弟感情”。
蒋友柏对二叔倒是印象渐远渐疏,因为他在1985年就去新加坡任职,中间只是偶尔回来,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爷爷的葬礼上,当时他哭得最为伤心,可能因为这些年他过得颇为不顺。
蒋孝武1945年出生于老家奉化。他从小就心眼很多,蒋介石曾对身边人说:“这个孝武啊!眼睛动不动就眨呀眨的,可见他主意多,是个计谋多端的鬼灵精。”
蒋介石的确没看走眼,蒋孝武从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曾赴德国留学,后返台进入国民党党务部门实习。从主持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工作开始,逐步涉足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他原
来在政坛上一路顺风顺水,被很多人所看好,就因为“江南命案”不仅让他毁了前程,而且成了臭名昭著的反面人物。面对“江南命案”发生后的国际谴责,蒋经国不能不有所思。他专门询问英语翻译马英九,“戒严”一词在英语世界的含义,马英九答曰:“戒严”的英文意义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蒋经国连连说:“我们没有这样啊!”
1985年8月16日,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明确指出从未考虑由蒋家人继任“总统”。的确,他这么说也这么做了。在蒋经国去世之后,蒋家失去“靠山”,台湾政坛人士秋后算账,让蒋孝武回台澄清“江南命案”。此情此景,让蒋孝武顿感人心险恶,萌发了退隐之意。1991年,他卸职日本使节归台,但此时病魔却又朝他走来。
虽然蒋友柏与二叔蒋孝武交往很少,但对二叔有些语重心长的话却刻骨难忘。有次二叔亲口跟蒋友柏说:“作为蒋家人,做的好,外界说是应该的,甚至归因于先人余荫;做不好,则指责交加,甚至扣上有辱先人的帽子。”
这也许是蒋家境况真实的表达,蒋家人真是难做,注定无法做一个平常人。作为蒋家顶梁柱的蒋孝武很早就感到身为蒋家后代的困境。少年的蒋友柏似乎有点明白父亲和二叔后来为什么远走他乡,远离是非不断之地。(摘自《悬崖边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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